从前车马慢，书信远。如今指尖轻点，思念秒达。
一
今年春节，我用上了新款折叠屏手机。整个2月，新手机忙得不亦乐乎，约聚餐、约品茶、约观展、约游园……手机的便捷畅通，让我联想到了历经的通信形式。
从一个片区只有一部靠人工传呼的公用电话机到IC卡公用电话，再到家庭电话座机、BP机和“大哥大”……古人云：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”现在想想，真正在家就能知晓天下事的是我们才对。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童年的我家住上海市甘泉新村（我国早期建起的大型工人新村之一）。工人新村的住户鲜有安装电话的，居委会管理的公用电话是居民对外联系的重要工具。打记事儿起，电话就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
我家所在的楼，隔壁就是居委会。底楼一间带阳台的小房间，被用作公用电话间，屋内的写字台上摆放着接听和拨打的红、黑色两部电话机。负责传呼的阿姨，操着一口北方话，人高马大、风风火火，嗓门儿更是大得不得了。因为她姓钱，我们这帮“小鬼头”认为她靠电话能赚很多钱，便打趣称她为“电话钱老板”。那时，常听见她扯着大嗓门儿呼叫：“×号×室的，快来接电话。”要是居民住得远，她会在专用的电话本子上记录，然后让她那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一儿两女，拿着纸条飞快地奔到居民家。接到纸条的居民总会匆忙赶来回电。末了，需付7分钱——到家里叫需要付3分钱，接电话需要付4分钱。因为对钱老板印象深刻，我至今记得那部电话的号码：662374。
那时的我从未打过电话，不明白为什么拿起话筒就能与看不见的人说上话。拨盘上的数字到底藏着怎样神奇的密码？有一次，趁着电话间没人，受强烈好奇心驱使的我，蹑手蹑脚地进入电话间，拿起话筒就拨662374。结果话筒里只传来“嘟嘟”的忙音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钱老板的大嗓门儿骤然响起，吓得我撂下电话，从阳台匆匆逃离。
当然，也是有人家安装电话的。我采访过有“中国轻音乐之父”美誉的郑德仁先生。因工作需要，上海轻音乐剧团为居住在淮海路石库门里的他安装了电话。左邻右舍遇急事儿找他借打电话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甚至住其他街区的人也会把电话打到他家，请他帮忙叫邻居来接听。他很乐意充当编外“电话老板”。他的热心肠，成就了他的好人缘。在那个特殊时期，有人要来他家闹，居委会干部和邻居们自发组团阻拦。也正因如此，他躲过了一劫。
二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爸带着我姐到“大三线”贵州支援建设。父女俩不在同一个工厂，姐姐有时去看望父亲，偶尔蹭个电话打上海长途问候我们，或托要回上海探亲的同事给她带些东西。那些年，只要弄堂里传来呼叫谁家的长途电话，左邻右舍都会跟着大呼小叫：“快去，快去！你家来长途电话啦！”每次听到呼叫，我都会兴奋地跟着妈妈去等候电话。
彼时的长途电话，需要邮电局转接才能转到公用电话。那时我爸和我姐每次探亲后返厂，只有上海到重庆的一班列车可乘。他们并不到终点，而是在中途站遵义下车，然后花上半天路程才能抵达建在深山里的厂区。由于路远周折，从遵义又无长途汽车可达厂区，他们必须买好火车票后立即到邮局发电报，与厂里沟通好到达时间，让工厂派车来接，颇为周折。
当时，我妈因病辞去了棉纺厂的工作，恰巧电话钱老板举家迁往外地，居委会上门请我妈接任。我妈想着，以后我爸和我姐从贵州打长途电话来，接听能方便些，因而欣然上岗，成为新的电话间阿姨。此后，我妈每天走家串户地喊人接电话，皮肤晒黑了，人也变瘦了，可身板倒日渐硬朗了。几年电话间阿姨做下来，药罐子也用不上了，邻居们都笑着说：“这个工作做得真值。”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进入了一家工厂。那是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一家弄堂小厂，仅有厂领导办公室和厂传达室有电话，车间里没有分机。传达室的岗位安排的是干不了重体力活儿的几位老师傅，轮班。老师傅有宁波、苏北、山东等口音，他们接到电话后，通过扩音器传播到车间，但往往要喊上三五遍大家才能听清楚。一来二去，广播接电话这事儿成了厂里的“新闻提示”。要是哪位青工电话多了，大家就会猜测：“是不是在处对象？”要是哪位工人师傅电话频繁，大家又会议论：“家里是不是遇到难事儿了？”有一次，闺密给我介绍了一个男青年，我还没同意呢，对方就隔三岔五打电话到厂里，还自称我的男朋友，闹得全厂皆知。我又气又恼，最后让闺密回绝了他。
后来，上海的电话号码升至7位数，工厂的每个车间都装上了分机。如此一来，工人接听电话的私密范围从全厂缩小到了车间。再后来，电话号码又升至8位数，市民的通信变得更加便利。
改革开放后，国门向世界敞开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了出国潮。我家有远亲在南美洲的一个小国谋生，我妹妹想咨询出国的相关事宜。那阵子，妹妹打了不少国际长途电话。打国际长途可不容易，得去上海邮电总局，还得排队拿号，通常要等上一两个小时。好不容易等到叫号，忙不迭地进入指定的小格子间，关上玻璃门即刻通话。因爸妈坚决不同意妹妹只身远渡重洋去那个陌生的国度，这件事便不了了之。但那段为打国际长途而忙碌的经历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三
20世纪90年代初，通信方式又上了新台阶。BP机（寻呼机）兴起，一时间，“你呼我”“我呼你”成了热潮。邻居小丁买了个BP机，特地叮嘱我在他上班时“呼”他，好让他在同事面前显摆显摆。我不忍心拂了小丁的好心情，便“呼”了他，但在电话机旁等了20分钟，也没有等到他的回电，只得赶紧回到岗位上做事儿。晚上在公用灶间遇见小丁，我问他何故没回电，他竟然面露羞涩。原来，身为生产组组长的他，正召集组员布置任务，BP机突然响起，他一时慌神，忘了该如何操作。在组员视线的聚焦下，尴尬不已的小丁，只得借口说BP机坏了，匆忙关了机。
使用BP机的那些年，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在拥挤的公交车上。只要BP机一响，常会有好几个人掏出查看。我在工厂担任中层干部时，配有一部BP机。人在外面办事儿，BP机时常响起，一看是领导“呼”来的，即便公交车挤得水泄不通，也得硬着头皮中途挤下车，四处寻找公用电话回电。
BP机还未焐热，90年代中期，手机又成了人们的新宠。有一天，朋友邀我陪他去电信部门买手机。只见他豪爽地拿出厚厚一沓钱，“啪”地一下放在柜台上，那可是12000元啊，我当时的月收入才六七百元。我这位来自海岛的渔民朋友，勇做改革开放的弄潮儿，“下海”经营水产品，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。他热情地邀请朋友们共进晚餐，那部比砖头稍“瘦”一点儿、“长”天线傍身的初代手机——“大哥大”，就放在他的餐具旁，席间不时响起。他与大哥大那头儿的人说的话，比与我们这些同桌说得还多。
除了大哥大，90年代末，“小灵通”也问世了。它体积小巧，话费优惠，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。只是小灵通在区域范围内必须有通信塔，否则信号微弱，使用起来常常不灵通。有句调侃的话形容得很贴切：“手拿小灵通，站在风雨中。昂首又挺胸，就是打不通。”
我珍藏着一本1995年5月上海仪表局系统《上海改革与发展》信息发布会的通信录，上面的成员留的都是单位电话。不久，私家电话开始普及，每家每户都可以向电话局申请，等居住区域铺设了电话电缆线，就能安装电话了。我家电话初装费是400多元，差不多是当时一般企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。但拥有一部自家的电话，诱惑实在太大，我居住的整幢楼住户纷纷安装了电话，左邻右舍满心喜悦，兴奋地相互通话，感觉幸福指数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
我们也为爸妈安装了电话，空巢老人的他们，随时都能呼唤子女了。走过艰难生活的爸妈感慨万分：“没想到老了老了，还能过上这么方便美好的日子。”每年的端午节和春节，是爸妈用电话呼唤我们最多的时候。老爸打来电话，往往就简单一句：“你妈裹了粽子，回家来拿。”“你妈年夜饭准备好了，回家来吃。”这般温馨的话，镌刻在我的心里。随着岁月流逝，角色发生了转变，变成了我们打电话关照爸妈：“端午节你们别裹粽子了，我们会送过去。”“春节你们别准备年夜饭了，我们在大饭店里预订好了。”欢聚一堂时，家族中的第三代都会给两位老人送上压岁红包。
如今，孩子即便远游世界，父母也无须担忧。我家女儿去新西兰旅游，发来乘直升机俯瞰雪山的视频，这个“危险动作”让我担心不已，赶忙拿起手机联系她。电话那头儿，女儿欢快地回应：“老妈，你咋啦？直升机现在停在雪山顶啦，太壮观啦！”我悬着的心瞬间放下，兴奋地跟丈夫说：“有手机的年代真好，哪怕女儿在地球那头儿，也像住在同一条弄堂里、窗户对着窗户隔空喊话呢。”此刻，电视荧屏上，远在太空的中国空间站航天员乘组，正给地球上的人们送来祝福，这跨越时空的连接，正是我国通信事业发展带来的奇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