{一}

我不知道1970年以前峡河的样子，因为那一年的大年夜我才来到这个世界。世界上因河流而得名的地方很多，峡河这片地方也算因物获名的一个。我爷爷说，民国时峡河叫峡河保，最大的人物是保长，至于民国之前叫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他和我一样，不可能知道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的地方更远的身世。我出生时峡河叫峡河人民公社，过了很多年改名叫峡河乡，又过了10年，行政版图叫峡河村，至于以后还会怎么改名，那是后人的事情了。

峡河这地方有数不清的沟沟岔岔、梁梁岇岇，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名字，黄家沟、牛岔、西河垴、东疙瘩，简单又神秘。高中毕业那年，乡政府抽调年轻人参与村庄规划，我被抽上了，拿个本子做记录，跑了十几天，那些奇奇怪怪的地名我至今都没有忘记。这里的人，无论住在哪个地方，走出了峡河，别人问起来源，都会一律回答：“峡河的！”仿佛行不更名的赴死好汉似的。

人们习惯称之为峡河70里，说的是东边的西界岭到西边武关河的长度。西界岭往东是河南省地界，这里的山根儿有一个泉眼，是峡河的源头。再大的江河，它的出生地也差不多，就像人的幼年，区别的是后来。峡河到了武关就归了丹江，再往下就归了长江，水还是峡河的水，但与峡河就没什么关系了。

我出生的地方叫塬上。按说秦岭南坡没有塬的地理和概念，但怎么就叫了塬上，这是一个谜。1998年冬天，我们全村去一个很远的村参加农田基建会战。那时候年年春冬两季搞会战，不是修路就是造田，叫再造山川秀美新西北工程。有一天傍晚，我独自从工地回家给工队拿菜和粮，在抄小路登上武峰山顶时，我第一次面对面完整又真切地看到了塬上的全貌：一只手掌，平立在一片山坡上，指尖是北巅的群峦，再往北，群山如涛，我不知道它们延伸到了哪里。人烟都集中在了掌心部位，沟壑形成了手掌的纹理。峡河从塬下流过，那些纹里带着溪水、花花草草与峡河相接，成为它的一部分。那时候，塬上人烟鼎盛，有近60口人，大家晨起暮歇，还没有外出打工的念想。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逃出塬的掌心。现在塬上只剩20口人了，人们纷纷逃出，以各自生和死的方式。

1975年，塬上出了云母矿。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都与云母有关。

峡河人把狐狸不叫狐狸，叫毛狗。云母矿是一窝毛狗发现的。那一年，刘席匠喂了一群鸡，鸡长得好，蛋也下得好，每天产出的蛋几乎和鸡的个数相等。有一天，刘席匠发现蛋少了一个，数了数发现鸡也少了一只。第二天，他发现又少了一只鸡。他顺着散落的鸡毛找到了松树梁上，发现了一个毛狗洞。毛狗洞是倾斜向下的，毛狗们出门去了。刘席匠见过不少动物的家，这个洞算得上豪宅，洞墙上贴满了金光闪闪的“壁纸”，细细看，是云母。刘席匠知道云母是一种工业材料，能绝缘，紧缺得很。云母不是贴上去的，是石头里长出来的。云母有小块儿的，有大块儿的，他用力掰下来一块儿，像一个装订精致的书本。与书本不同的是，云母不但能一层层揭开，还能要多薄有多薄。

刘席匠将一块薄得不能再薄的云母贴在一只眼睛上，他看见对面山上有一个人在开荒，开荒人手里的家伙雨点儿一样落下，而更南的山顶，一场雨真的来了。

{二}

大规模开采云母矿，是两年后的事了。这时候我刚上小学，学校在峡河边上。在无法无天的6年里，我们听到最多最响的声音是上课下课铃声，第二是爆破声，它发自云母矿坑，不定时也不定量，充满了突然性和暴戾。戏剧性的是，20年后，相同的爆破声在我手里接着发生，延续，响彻16年，直到我的右耳渐渐失聪，肺里布满尘埃，现在它们又在梦里向暮年延伸。

开矿的工人住在我爷爷的茅草房子里，而大量云母堆在厦房，它们被分拣，按质分装，运到峡河边的加工厂，由女工加工成薄片，运到城市的工厂。工人都是各村挑选来的青年，他们发了工资再交给所在的生产队，记工分，分粮食。后来，云母矿开大发了，矿工在矿边盖了房子，其中有位青年若干年后做了我的岳父。

残次的云母叫云母渣，供销社里收购，两分钱一斤。放假时，我跟着大人们去捡云母渣。那些年，它几乎是峡河边上人们唯一的收入。

开始时很容易捡到，云母被爆破的气浪带到空中，落得漫山漫野。再好的云母，经过爆破都变成了渣，工人懒得去捡，他们只要那些好品质的大块儿的。漫山捡云母渣的多是老人和孩子，背一个口袋或一个竹筐，拿一柄小䦆。有力气的人看不上，他们人手一柄大锤，见石头就砸，有的一块石头能砸出几十斤云母。最热闹时，我见过上百人捡云母渣的壮观情景，人们欢天喜地，仿佛不是来捡云母的，而是来看戏的。

捡云母渣中发生过许多故事，有人被石头砸伤，有人因争抢一块石头打架，还有日久生情男欢女爱的。但比较起来，还是刘席匠那个云母坑的事儿更有意思。

松树梁北面有一条沟，是条旱沟，只有连雨时节才会有水流。有一天，刘席匠砸了半晌石头也没砸出多少来，心里很不痛快。他到北面去方便，小便冲出一块云母，闪闪发亮。这是一片高品质的云母，上面没有一点儿拆纹，镜子似的。他用手里的锄头刨了刨，下面露出绵延的云母矿石。他白天不敢开，一是生产队里要上工，最主要的还是怕别人知道。刘席匠白天上工或打席，晚上到山上开云母，那时候没有电灯，他让老婆掌一盏煤油灯，煤油灯昏暗，只有把捻子调大，特别费油。

刘席匠的云母矿坑被人发现时，已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。其实不应该被发现，刘席匠做得很隐秘，白天都用树枝草叶把洞口盖上，不露一丝痕迹，问题败露在煤油上。那时只有供销社卖煤油，一般人家每月1斤就够，可刘席匠一月灌3斤，月月如此。

当生产队找到刘席匠的矿坑时，矿坑已经打到十几米远，延伸到了山体深处，矿洞四壁都被煤油烟熏黑了。人们提来了一桶水，泼在壁面上，壁上稀稀疏疏的云母立即无比耀眼。

没卖完的云母自然被没收了，有2000多斤。大家也没有为难刘席匠，只把坑口封了。两年后，包产到户，大集体解体。刘席匠再没有打席，带着一家人回了老家河南南阳。如今，夹带着峡河的丹江水从他的老家被送往北京。

两年后，云母矿倒闭，工人们各回各家，风云10年的集体企业烟消云散。不是资源枯竭，是云母被别的工业品代替。峡河的人们也不再依靠云母渣解决生计，开始四处打工，有的去南方工厂，有的去北方矿山。只是刘席匠留下的矿坑还在，牛羊和鸟兽经常在那儿饮水，绿洼洼的。

{三}

离峡河最近的外省是河南，离峡河最近的邻镇是官坡。官坡有唱豫剧的传统，那些年，官坡的剧团年年翻山越岭来峡河唱大戏。官坡只是一个山区小乡，人口一两万，怎么就有了剧团，怎么生存？只有它们自己知道。

峡河地方穷，没有剧场，没有舞台，最开阔的地方就是学校。一唱戏，学校就放假。学生们最爱有剧团来唱戏，不但有戏听，还有自由，想怎么疯就怎么疯。当然，不仅学生们喜欢，大人们也喜欢，不仅是可以放下手里的锄头，如果季节合适，还可以把树上的樱桃、毛桃、枣带去卖掉。

剧团为什么要费力地来唱戏，我至今找不到答案，没有人为他们付钱，得到的仅仅是几顿家常饭。这事儿我问过大伯，他算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但他也只说：“唱戏的人，喜欢唱戏。”后来的生活和人生给了我一些答案，很多事、很多人，因为没有目的，而达到了很美很远的目的。而我们后来的很多事物，因为太有目的，结果离目的越来越远。

2000年，我正式成为一个打工人，山南水北，四方飘蓬。我听到的最后一场戏是坠子《双孝廉》。这也是峡河演出的最后一场戏。

那是清明节刚过，山上坟头上的清明挂还很新鲜。这一年，季节的脚步急，峡河上下全绿了，山花开得愣头愣脑。没有戏台，为了出效果，家家户户拆了门板来，在地中央搭了一个台子，像一个堡垒。

《双孝廉》的故事有些曲折，要唱3天。要听懂，得从头一场一场看。家家户户把家伙什儿从地里扛了回来，似乎听戏是眼前唯一的大事。有人听哭了，有人听笑了。无论人多人少，演员都使出浑身解数。他们唱别人，也唱自己，而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，都要认真。峡河从戏台后的山脚流过，眼前的一切与它无关，又无限相关。它也是一出戏，上演了千年万年，演员、观众，生了、死了，青了、黄了，彼此分离又纠缠。

冯老汉是峡河最好的二胡匠。本来剧团吹拉弹唱都不缺人，他硬要参加乐队帮忙，没办法，团长给他派了个帮闲的角色。他一拉起，反倒没主手什么事了。

人过尘世多行孝

死后了烧钱燎纸枉费心

灵前面摆的是这花花供啊

见几个亡人能以沾沾唇

伸手甭打啊无娘子

开口甭骂年老人

不当家还不知柴米贵

不养儿还不知道那都报娘嗯

踩着唱腔，我上了开往山外的三轮车。此去的目的地是喀什。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离开老家。这些年，村里一半的年轻人上了矿山，他们星星一样散落在秦岭、长白山、祁连山、贺兰山脉，或者大河之畔。

在叶尔羌河边某处一座山上，我和我的伙伴们把巷道向山体推进了3000米，去寻找和采掘矿脉，有几处被数次打穿。那里没有信号，没有人烟，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，只有隆隆的机器声与炮声。在那里，我们工作了半年，都成了沉默矿石和山体的一部分。这是我16年矿山生活长长链条的一节，微不足道。

3年前，峡河被划为长江水源保护区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枯荣兴亡，几经改道，岁月与人烟云翻雨覆，有说是80里，有人说60里。3年前的测量，给出了准确的数据：35.4千米。

峡河70里，70里的地理与风烟，包含了多少秘密，我似乎熟悉，又一无所知，就像我们对于自己，更多的时候，也像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。